塑造新女性:《玲珑》与近代法律知识传播Shaping the New Woman:Ling Long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Legal Knowledge in Modern China
杜金
摘要(Abstract)：
1931年创刊于上海的《玲珑》周刊,是20世纪30年代最受欢迎的都市女性杂志之一。刊物以“发表妇女意见之喉舌”为自我定位,通过编辑、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提供交流知识与思想的公共空间,引导现代性的生活和娱乐方式,传播两性平等和独立、自由、权利等观念,以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塑造新女性。在思想变革和法律转型的过渡时期,《玲珑》开设“法律顾问”“案件评述”“玲珑信箱”等专栏,刊登大量文章并回复读者来函,内容涉及女性关注的恋爱、婚姻、家庭、财产等方面的法律问题。这些栏目以不同的话语表达方式,既解答了读者遭遇的现实问题,也传播了相关法律知识和权利观念,对新制定的法律亦起到了积极的宣传和普及效果。
关键词(KeyWords)： 《玲珑》;女性杂志;过渡时期;法律知识传播
基金项目(Foundation):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代中国妇女报刊与法律知识传播研究”(项目批准号:25BFX19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Author): 杜金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参见李欧梵:《上海摩登——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毛尖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155页。
- (2)参见曾越:《社会·身体·性别:近代中国女性图像身体的解放与禁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李从娜:《近代中国报刊与女性身体研究:以<北洋画报>为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 (3)参见杜若松:《近代女性期刊性别叙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91—203页;游鉴明:《摩登大观园:当20世纪中国女性遇到媒体》,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第227—249页;王鑫:《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现代女性启蒙》,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00—215页。
- (4)参见赵妍杰:《家庭革命:清末民初读书人的憧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余华林:《女性的“重塑”——民国城市妇女婚姻问题研究》,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
- (5)参见[英]彼得·伯克:《知识社会史——从古腾堡到狄德罗》,贾士蘅译,麦田出版社2003年版;[英]丹尼斯·麦奎尔、[瑞典]斯文·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祝建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
- (1)《编辑者言》,载《玲珑》1931年第1卷第39期。
- (2)关于性别史研究的问题与方法,参见[美]索尼娅·罗斯:《什么是性别史》,曹鸿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关于中国性别研究的简要回顾,参见[日]秋山洋子:《中国的女性主义与女性/性别研究的展开》,姚毅译,载[日]小滨正子等编:《被埋没的足迹:中国性别研究入门》,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20年版,第441—458页。
- (3)参见《编辑者言》,载《玲珑》1931年第1卷第38期。
- (4)参见刘思达:《失落的城邦——当代中国法律职业变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8—72页。
- (5)关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或“过渡时期”的起讫,学界尚无共识,可参见丘为君:《启蒙、理性与现代性——近代中国启蒙运动(1895—1925)》,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8年版,第159—187页。
- (1)参见胡道静:《上海的定期刊物》,载《上海市通志馆期刊》1933年第1卷第1—3期。
- (2)参见旷新年:《一九二八年的文学生产》,载《读书》1997年第9期。
- (3)参见韩晗:《消费语境下的文艺生产、期刊出版与畅销经验——以1937年前后上海地区期刊出版模式为支点的史料研究》,载《现代出版》2011年第6期。
- (4)参见何楠:《<玲珑>杂志中的30年代都市女性生活》,吉林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第41—42页。
- (5)参见《全国各地出版女子刊物调查表》,载《玲珑》1933年第3卷第20期。
- (1)编辑者言》,载《玲珑》1931年第1卷第1期。
- (2)例如,《玲珑》1931年第1卷第8期中的征订广告。
- (3)参见《编辑者言》,载《玲珑》1931年第1卷第38期。
- (4)参见《编辑者言》,载《玲珑》1931年第1卷第39期。
- (1)《编辑者言》,载《玲珑》1932年第2卷第56期。
- (2)《编辑者言》,载《玲珑》1932年第2卷第63期。
- (3)《编辑室放送》,载《玲珑》1935年第5卷第8期。
- (4)《编辑者言》,载《玲珑》1933年第3卷第3期。
- (5)参见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41—321页。关于“女权”概念在近代中国的梳理和讨论,可参见杨剑利:《闺门的退隐——近代中国性别观念的变迁(1860—1925)》,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26-179页;曹晓华:《晚清白话报章与现代女性意识的萌芽(1898—191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2年版,第143—252页。
- (1)谢振民编著:《中华民国立法史(上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49页。
- (2)谢振民编著:《中华民国立法史(上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53页。
- (3)参见谢振民编著:《中华民国立法史(上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93页。
- (4)《给姊妹们》,载《玲珑》1931年第1卷第1期。
- (5)参见何楠:《<玲珑>杂志中的30年代都市女性生活》,吉林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第58—62页。
- (1)《给姊妹们》,载《玲珑》1931年第1卷第1期。
- (2)《编辑者言》,载《玲珑》1931年第1卷第5期。
- (3)《编辑者言》,载《玲珑》1931年第1卷第25期。
- (4)《编辑者言》,载《玲珑》1932年第2卷第53期。
- (5)《编辑者言》,载《玲珑》1933年第3卷第5期。
- (6)《编辑者言》,载《玲珑》1931年第1卷第5期。
- (7)《编辑者言》,载《玲珑》1931年第1卷第7期。
- (8)参见《法律顾问》,载《玲珑》1932年第2卷第51期。
- (1)《编辑者言》,载《玲珑》1932年第2卷第56期。
- (2)《编辑者言》,载《玲珑》1932年第2卷第53期。
- (3)参见王玉春:《“五四”报刊通信栏与多重对话研究》,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35—175页。
- (4)相关研究参见杨晓娟等:《中国近代报刊的社会角色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9年版。
- (5)《介绍“玲珑”》,载《玲珑》1934年第4卷第3期。
- (6)全运会沪选手李宜南女士近影,载《玲珑》1934年第4卷第3期。
- (1)《哥哥昨夜结婚今晨离婚》,载《玲珑》1932年第1卷第46期。
- (2)参见《关于售价》,载《玲珑》1931年第1卷第1期。
- (3)参见《编辑者言》,载《玲珑》1931年第1卷第4期。
- (4)参见《编辑者言》,载《玲珑》1931年第1卷第36期。
- (5)《玲珑》1931年第1卷第8期。
- (6)《玲珑》1931年第1卷第10期。
- (7)参见何楠:《<玲珑>杂志中的30年代都市女性生活》,吉林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第85—91页。
- (8)张爱玲:《谈女人》,载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67页。
- (9)具体销售网络和渠道的详细情况,参见何楠:《<玲珑>杂志中的30年代都市女性生活》,吉林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第49—52页。
- (10)参见《遇人不淑,想离婚》,载《玲珑》1935年第5卷第36期。
- (1)《编辑者言》,载《玲珑》1931年第1卷第26期。
- (2)参见何楠:《<玲珑>杂志中的30年代都市女性生活》,吉林大学2010年博士学位论文,第52页。
- (3)参见谢振民编著:《中华民国立法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88—917、993—1003、1013—1021页。
- (4)《法律顾问》,载《玲珑》1932年第2卷第51期。
- (1)参见《法律顾问》,载《玲珑》1932年第2卷第54期;《法律顾问》,载《玲珑》1932年第2卷第56期。
- (2)分别为1932年第2卷第53期,1933年第3卷第37期,1934年第4卷第18期;另有1934年第4卷第16期杂志笔者未能查找到。
- (3)《强迫养女卖淫》(参见《法律顾问》,载《玲珑》1932年第2卷第55期)与此前的《虐待养女》(参见《法律顾问》,载《玲珑》1932年第2卷第52期)内容相同。
- (1)《法律顾问》,载《玲珑》1932年第2卷第69期。
- (2)《法律顾问》,载《玲珑》1932年第2卷第70期。
- (3)《法律顾问》,载《玲珑》1933年第3卷第39期。
- (4)《法律顾问》,载《玲珑》1932年第2卷第52期。
- (5)参见《法律顾问》,载《玲珑》1932年第2卷第51期。
- (1)在陈同整理的《1949年1—4月上海市警察局嵩山分局户籍股特种户口调查》资料中,登记有名为“王维桢”的律师信息:“男,47岁,事务所设在新闻报馆……平日在新闻报办公,在新闻界及同业多有交际”(陈同:《近代社会变迁中的上海律师》,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351页附录三)。此处的“维桢”是否就是王维桢律师,尚无法确定。另据同时期《申报》广告,王维桢律师常与殷世杰律师合作开展业务,不知“法律顾问”栏目常出现的“世杰”者,是否有可能为殷世杰律师。
- (2)参见《沪女律师调查》,载《玲珑》1935年第5卷第6期。
- (3)参见李韶秀:《一位女律师的自白》,载《女子的出路》(玲珑丛书),三和公司1936年版,第43—46页。
- (4)参见《法律顾问》,载《玲珑》1932年第2卷第51期—1932年第2卷第70期。
- (5)参见《法律顾问》,载《玲珑》1932年第2卷第72期—1935年第5卷第7期。
- (1)《法律顾问》,载《玲珑》1932年第2卷第55期。
- (1)《法律顾问》,载《玲珑》1932年第2卷第54期。
- (1)《法律顾问》,载《玲珑》1932年第2卷第51期。
- (2)参见周利成:《老画报里的婚恋故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91—211页。
- (3)《法律顾问》,载《玲珑》1932年第2卷第52期。
- (4)《法律顾问》,载《玲珑》1932年第2卷第66期。
- (5)《法律顾问》,载《玲珑》1932年第2卷第61期。
- (1)《法律顾问》,载《玲珑》1932年第2卷第66期。
- (2)《法律顾问》,载《玲珑》1933年第3卷第26期。
- (3)有些解答比较详细,比如《夫死析产》中笪耀先律师的回复,但也仅提“依法律主张”“依法请求法院判令”等,并未援引条款。参见《法律顾问》,载《玲珑》1933年第3卷第8期。
- (1)《妇女案件之评述》,载《玲珑》1931年第1卷第19期。
- (2)参见《案件评述》,载《玲珑》1931年第1卷第23期。
- (3)参见《玲珑》1931年第1卷第22期、24期、26—38期均未刊载“案件评述”栏目。
- (4)参见《案件评述》,载《玲珑》1931年第1卷第39期。
- (5)1934年第4卷第16期杂志未能查找到,暂不计入。
- (1)《兽性的任振南案》,载《玲珑》1931年第1卷第20期。被《玲珑》喊话的郑毓秀,有“中国第一女律师”之誉,在民国时期的法律实务界和法学教育界颇为活跃和有影响力。
- (2)《兽性的任振南案》,载《玲珑》1931年第1卷第20期。
- (1)《盲目婚姻的可怕!》,载《玲珑》1932年第1卷第42期。
- (2)参见[日]上野千鹤子:《父权制与资本主义》,邹韵、薛梅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 (3)《拒绝供给赡养》,载《玲珑》1932年第2卷第58期。
- (1)参见《玲珑》1931年第1卷第20期;《玲珑》1931年第1卷第23期;《玲珑》1932年第2卷第53期;《玲珑》1932年第2卷第55期;《玲珑》1932年第2卷第66期;《玲珑》1932年第2卷第68期;《玲珑》1932年第2卷第75期;《玲珑》1933年第3卷第8期;《玲珑》1933年第3卷第10期;《玲珑》1933年第3卷第14期;《玲珑》1933年第3卷第15期;《玲珑》1933年第3卷第26期;《玲珑》1933年第3卷第27期;《玲珑》1934年第4卷第2期;《玲珑》1934年第4卷第17期。
- (2)《女大不嫁谁之过》,载《玲珑》1931年第1卷第21期。
- (3)《罪有应得》,载《玲珑》1931年第1卷第25期。
- (4)《又一个受丈夫虐待的女同胞》,载《玲珑》1931年第1卷第39期。
- (1)《伶仃孤女的受辱惨剧》,载《玲珑》1932年第2卷第55期。
- (2)《读者呼声》,载《玲珑》1931年第1卷第24期。
- (1)参见《婚姻难题》,载《玲珑》1932年第1卷第48期。
- (2)《怎样拯救被压迫的女子》,载《玲珑》1932年第1卷第43期。
- (3)参见《怎样拯救被压迫的女子》,载《玲珑》1932年第1卷第43期。
- (1)《怎样解除强逼的婚约》,载《玲珑》1935年第5卷第46期。
- (1)参见《结婚的条件》,载《玲珑》1931年第1卷第33期;另见《结婚的适当年龄》,载《玲珑》1932年第1卷第45期。
- (2)参见《以处男为骗术》,载《玲珑》1931年第1卷第40期。
- (3)比如《检考女子的法律地位》,载《玲珑》1932年第2卷第53期;《玲珑》1932年第2卷第54期;《娼妓制度与女性尊严》,载《玲珑》1932年第2卷第57期;《西班牙的新离婚律》,载《玲珑》1932年第2卷第60期;《回教法律之妻权》,载《玲珑》1933年第3卷第31期。
- (4)参见《刑法修正案中之强奸年龄问题》,载《玲珑》1934年第4卷第35期;《刑法修正案余波》,载《玲珑》1934年第4卷第36期;《妇女运动与法律平等》,载《玲珑》1934年第4卷第37期;《妇女解放的先决条件》,载《玲珑》1934年第4卷第38期;《争法与不嫁同盟》,载《玲珑》1934年第4卷第39期;《二三九条通奸案又将重付修正?》,载《玲珑》 1934年第4卷第4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