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律师如何促成国家权力下沉:以民国浙江龙泉为例How can County Lawyers Promote Sinking State Power:The Case of Longquan,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胡弼渊
摘要(Abstract)：
民国时期,国家建构的重要议题之一是让国家权力触及市镇社会。龙泉司法档案表明,县域律师这一新兴的职业法律人群体可以运用其法律知识,调和族谱中族规谱例与国家法的龃龉。他们也可以介入宗族内部的法律纠纷,以自身的法律知识通过诉讼等正式机制参与宗族内部的纠纷解决。这些活动使法律变迁逐渐渗入了基层,缓慢改变了既有的组织规则。县域律师之所以能够促成国家权力下沉,是因为清末民初之际,现代法律知识成为新兴且难以替代的象征符号资本。国家与龙泉县域律师之间由此形成了“互惠共赢”的关系:国家法律及其司法专业化为县域律师背书,使其得以在市镇社会中获得合法性与权威性;同时,县域律师则成为国家权力下沉的中介渠道,让国家权威在基层实现了自我证成。
关键词(KeyWords)： 县域律师;国家权力下沉;宗族;市镇社会;法律知识
基金项目(Foundation):
作者(Author): 胡弼渊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参见[美]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陈兼、陈之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21页。
- (2)参见[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09—210页。当然,包括杜赞奇在内的许多学者也提及这一国家政权构建的过程对原有的乡村秩序造成了冲击,其结果也许是负面的。另参见李发根:《创新还是延续:“内卷化”理论的中国本土溯源》,载《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3期。
- (3)参见翁有为:《法律、秩序和权势重建的努力:1927年后的民国乡村》,载《安徽史学》2011年第6期。有学者甚至进一步主张,国民政府并未在“村”一层树立自身权势,参见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278页。类似的观点,参见魏宏运主编:《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冀东农村社会调查与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109页。
- (1)参见龚汝富、龚湉晰:《民国江西法律人成长的地域范本研究——以宜丰县为例》,载《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 (2)关于蓝鼎中的详细个人经历,参见龚汝富:《江西近代法律人成长轨迹浅探——以律师蓝鼎中为例》,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 (3)参见李严成:《民国时期上海律师与罪犯权利保障探研》,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 (4)参见陈同:《在法律与社会之间:民国时期上海本土律师的地位和作用》,载《史林》2006年第1期。
- (5)譬如,吴铮强考察了龙泉司法档案中民事状词叙述模式的演变,也提及了律师文书写作的变动,参见吴铮强:《传统与现代的互嵌:龙泉司法档案民事状词叙述模式的演变(1908—1934)》,载《史学月刊》2020年第12期。而潘炫明、吴海杰等学者探讨了民国时期在广大乡村地区活跃的职业法律人由哪些人员组成,以及其社会评价、与当局的互动有何种特征,参见潘炫明、吴海杰:《无需律师的正义:中国农村法律服务体系的历史与实证分析》,载《中山大学法律评论》第17卷第2辑。See Michael Ng&Xuanming Pan,Nonprofessional Access to Justice in Rural China:A History of Atypical Legal Development and Legal Service Provision,17 China Review 59(2017).
- (6)杨晖:《原生与继受之间:民国时期基层社会律师问题研究》,载里赞主编:《法律史评论》2012年卷·总第5卷,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
- (1)毫无疑问,律师与法官/推事、检察官等民国时期同样新兴的职业法律人群体相比,其“国家权力”色彩相对淡薄一些,因为律师并不像后二者一样直接代表国家一方行使其所赋予的司法权力。本文所关注的“县域律师作为国家权力下沉的中介渠道”,并不意在说明“律师”作为一个制度性的职业展现了国家权力的下沉。相反,本文想要讨论的是,县域律师成为市镇社会中一部分法律服务的提供者;而市镇社会对律师执业行为的需要、认可,以及民众、宗族根据律师的法律建议去适应新兴的国家法这一过程,可能本身就促成了国家法在市镇社会的实现与渗透。当然,具体的论证过程,则有待后文展开了。
- (1)龙泉地区的传统特征,可以参见杜正贞、钟健、肖如平等学者对龙泉地区士绅势力、熟人社会性质的刻画。参见杜正贞:《从诉讼档案回到契约活动的现场——以晚清民初的龙泉司法档案为例》,载《浙江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另参见钟健、肖如平:《国民教育与乡村社会变迁:以20世纪40年代龙泉县为中心》,载《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4年第6期。
- (2)《民国龙泉县新志稿》记载,龙泉县法院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一年就审理了550—600起民事案件,而同年度龙泉县法院检查处侦查了630起刑事案件(龙泉县法院受理了其中的300起)。考虑到民国时期龙泉县的人口从未超过15万人,一年间就有1000余起诉讼,在与其他县的对比下确系数量不少。譬如,云南省昭通县在1926—1933年每年受理民事案件200-400件,共审理民事案件2558件,平均每年320件。事实上,龙泉县法院一年审理900—1000起案件的工作量,已经与一些高等审判厅/法院接近。即使到了民国末年,各高等法院年均处理的案件也不过1064起。龙泉法院审判数量的相关数据,可参见干人俊:《民国龙泉县新志稿》,“卷十四·司法”,龙泉市图书馆藏1948年油印本,第4页。而龙泉地区的人口数量,可参见干人俊:《民国龙泉县新志稿》,“卷一·沿革”,龙泉市图书馆藏1948年油印本。关于其他高等法院处理的平均的案件数量,本文采纳了尤陈俊的观点,参见尤陈俊:《“案多人少”的应对之道:清代、民国与当代的比较研究》,载《法商研究》2013年第3期。这一特征在清代龙泉地方官员的评价中也可以看出,参见[清]顾国诏等:《龙泉县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版,第894页。
- (3)参见《民国四年二月廿七日浙江高等审判庭刑事判决控字第四十二号判决正本》,载包伟民、傅俊编:《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二辑·一九一二—一九二七》,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679页。
- (1)参见《民国四年八月三十日浙江高等分庭民事判决四年第百六十三号判决正本》,载包伟民、傅俊编:《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二辑·一九一二——九二七》,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285页。该份文书仅仅记录了“控诉代理人请求变更原判之点有四”这样极为简单的描述,并未说明律师在庭上的其他表现。
- (2)龙泉县域律师之所以登记在永嘉律师公会下,是因为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律师章程》延续了1912年《律师暂行章程》的相关规定,后者要求“律师应于地方审判厅所在地设立律师公会”,而龙泉县于1929年方才设立法院。在此之前,县域律师即使要为龙泉地区的居民提供法律服务,在自身的登记上也只能登记于1913年成立的永嘉律师公会。当然,永嘉律师公会里登记注册的律师也不仅仅来自龙泉县。一直到1947年,龙泉县才正式成立了县律师公会,此后加入龙泉律师公会的律师有15名。参见陈柳裕:《民国时期的浙江律师业——以杭县律师公会为中心的分析》,载《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 (3)参见陈柳裕:《民国时期的浙江律师业——以杭县律师公会为中心的分析》,载《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在全国范围中,这一时期永嘉律师公会登记的律师数量更是遥遥领先。例如,1933年司法行政统计部发布的《民国二十三年度司法统计》表明,彼时整个江西省共五家律师公会加起来登记的律师数量的总和也才132名;贵州、陕西、山西、甘肃、察哈尔等省全省律师公会的登记律师的数量无一超过100名。参见田奇、汤红霞编:《民国时期司法统计档案汇编(第十六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
- (1)参见《权利与冤抑——清代听讼和民众的民事法秩序》,载[日]寺田浩明:《权利与冤抑:寺田浩明中国法史论集》,王亚新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50页。
- (2)参见王志强:《辛亥革命后基层审判的转型与承续——以民国元年上海地区为例》,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 (3)此处强调1922年,是因为1922年后,为了避免民事诉讼中言词主义的危害,记录言词辩论得到了全国性法律的规定。参见石志泉:《民事诉讼条例释义》,解锟、张平、朱怡点校,中国方正出版社2006年版,第105页。该书初版于1922年,其作者石志泉于1919年出任清政府修订法律馆总纂,参与诸多立法工作,并于1922年出任民国司法部次长。
- (4)参见杜正贞:《晚清民国庭审中的女性——以龙泉司法档案供词、笔录为中心的研究》,载《文史哲》2014年第3期。
- (1)“季氏宗族修谱案”是一系列案件的统称。本文将季氏宗族因1933年修订族谱而引发的一系列纠纷统称为“季氏宗族修谱案”,以整体性地考察修谱及相关争议与国家权力下沉之间的关联。
- (2)参见付春扬:《从宗祧制度的废除看法律变迁之诸因素》,载《法学评论》2009年第4期。
- (3)参见龚汝富:《近代社会转型中的宗法传统及其法律规制——以宗祧继承制度的消解为例》,载《江西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另参见尹伟琴:《论宗祧继承和财产继承的分离——以民国时期女儿的祭田权利为例》,载《法学》2011年第2期。
- (1)季良康作为县域律师在《龙泉司法档案选编》中最早出现于1926年。参见《民国十五年八月七日季长兴为声明致永嘉地方审判庭收发处函》,载包伟民、傅俊编:《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二辑·一九一二—一九二七》,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51页。季良康显然对其律师身份十分看重,以至于他在《增修谱例引》的署名中,都称自己是“纂修族谱后裔律师季良康”(与此相对,许多族人在留存于族谱中的序、记等文本后都只署名,而不提及自己的职业)。
- (2)参见季良楠:《新增谱例纪录·民国二十一年十月十二日本祠修谱董理会》(1932年10月12日),载《重修季氏宗谱》卷十六,龙泉市图书馆藏。
- (3)参见季良康:《增修谱例引》(1932年10月),载《重修季氏宗谱》卷十六,龙泉市图书馆藏。在这篇《增修谱例引》中,季良康还列举到了他看到的许多宗族纠纷,“出继后复牵本支者有之,独子非同父而兼祧者有之,顶其先父先祖以继承者亦有之。甚至远隔五等亲不应绝而继嗣。父母死,葬未详,不许继而继。狡焉者一人继三四支,或暗买继承以分肥,或私添谱注以图争”。最终,宗族“结讼争继连年不绝”。
- (1)参见季贤珍:《新增谱例纪录决议小引》(1933年12月17日),载《重修季氏宗谱》卷十六,龙泉市图书馆藏。
- (2)《增修谱例》(1932年10月),载《重修季氏宗谱》卷一,龙泉市图书馆藏。
- (3)例如,在“民国二十年张永贵与张永进等因买卖祭田涉讼案”中,季良康就担任了张永贵一方的代理律师,并参加了庭上的言词辩论。参见《民国二十年七月三十日龙泉县法院张永贵、张锡能、钟俊鸣等言词辩论笔录》,载吴铮强、傅俊编:《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三辑·一九二八—一九三七》,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350页。
- (1)参见杨立新主编:《大清民律草案·民国民律草案》,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9页。
- (2)参见[清]薛允升:《读例存疑重刊本》(第2册),黄静嘉编校,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版,第247页。
- (1)参见杜正贞:《民国时期的族规与国法——龙泉司法档案中的季氏修谱案研究》,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 (1)参见季良楠:《十月二十日开第九次评议会》(1932年10月20日),载《重修季氏宗谱》卷十六,龙泉市图书馆藏。该次评议会的结论是“旧谱所载‘抱一子贤定(即季良康、季良正的生父,作者注)’照旧印刷。良正继承贤俊为嗣,另附注民国元年浙江省第十一法院判决主文,准予照牵”。
- (2)参见《第十一地方法院判决抄呈》(1912年11月),浙江大学法学院藏龙泉司法档案,档案号:M003-002-14116。浙江省第十一地方法院判决季贤定胜诉,与其对簿公堂的族人季良松没有继嗣的资格;法院同时还认定,尽管族谱中登记季贤定是抱子,但是“季良松妄称贤定系陈姓六月遗腹子,查无实据”。
- (3)参见季良楠:《十月十四日开第三次评议会》(1932年10月14日),载《重修季氏宗谱》卷十六,龙泉市图书馆藏。评议纪录记载,“据良正声称,伊执有地方法院判决,伊父系属亲生,旧谱内注有抱子二字,可否取销,请公议案”。
- (1)参见张健:《国家治理变迁中的基层刑事司法——以龙泉司法档案为中心的考察》,中华书局2021年版,第107页。
- (2)这一定名并非官方名称。本文将1933年至1935年因谱例变更而引发的与季良文废继事件相关的诉讼、和解、调解以及申请执行统称“季良文与季忠闫废继案”;但实际上,评议会中的其他族人也多有参与。
- (1)参见季良楠:《十月十八日开第七次评议会》(1932年10月18日),载《重修季氏宗谱》卷十六,龙泉市图书馆藏。
- (2)参见《民国二十二年三月季良文控季忠闫推翻成议不容牵系事民事诉状》(1933年3月),浙江大学法学院藏龙泉司法档案,档案号:M003-01-00957。
- (3)参见《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六月廿九日立议嗣书》(1932年6月29日),浙江大学法学院藏龙泉司法档案,档案号:M003-0-00957。该案之所以没有让季良康这一作为评议会成员的律师来负责,有可能也是因为季良康参与签署了这份《议嗣书》,而季观周则并没有参与。
- (4)参见《言词辩论笔录》,浙江大学法学院藏龙泉司法档案,档案号:M003-01-00957。
- (5)参见《浙江龙泉县法院民事和解笔录民国二十一年度地字第十号》,浙江大学法学院藏龙泉司法档案,档案号:M003-01-00957。
- (1)文书中称“族众推定季观周为法定当事人”,参见《民国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展限状》(1933年5月29日),浙江大学法学院藏龙泉司法档案,档案号:M003-01-10724。
- (2)《民国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季观周等为呈诉妄图承继牵支事民事诉状》(1933年5月15日),浙江大学法学院藏龙泉司法档案,档案号:M003-01-08672。
- (1)《民国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季观周等为呈诉妄图承继牵支事民事诉状》(1933年5月15日),浙江大学法学院藏龙泉司法档案,档案号:M003-01-08672,第4页。
- (1)《民国二十二年六月三日季贤僖为季观周等承继纠葛案民事辩诉状》(1933年6月3日),浙江大学法学院藏龙泉司法档案,档案号:M003-01-12498。
- (2)参见《民国二十二年拾壹月十六日季良文为违反和解命令请求派员到场事声请书》(1933年11月16日),浙江大学法学院藏龙泉司法档案,档案号:M003-01-00868,第6页。
- (3)《民国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言词辩论笔录》(1933年6月27日),浙江大学法学院藏龙泉司法档案,档案号:M003-01-03083。
- (1)参见《民国二十二年九月二日季良文为声请执行和解笔录事声请书》(1933年9月2日),浙江大学法学院藏龙泉司法档案,档案号:M003-0-00815。
- (2)参见《民国二十二年九月三十日季良文为声请执行和解笔录事声请书》(1933年9月30日),浙江大学法学院藏龙泉司法档案,档案号:M003-01-00815。
- (3)参见《民国二十二年十月七日季良文为声请执行和解笔录事声请书》(1933年10月7日),浙江大学法学院藏龙泉司法档案,档案号:M003-0-00868。
- (4)参见《民国二十二年十月十二日龙泉县法院执行庭令第八六号》(1933年10月12日),浙江大学法学院藏龙泉司法档案,档案号:M003-01-00868。
- (5)参见《民国二十二年十月季忠闫具结书》(1933年10月),浙江大学法学院藏龙泉司法档案,档案号:M003-01-00868。
- (1)参见《民国二十二年拾壹月十六日季良文为违反和解命令请求派员到场事声请书》(1933年11月16日),浙江大学法学院藏龙泉司法档案,档案号:M003-01-00868。
- (2)参见《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龙泉县法院民事执行处令第一二九号》(1933年12月11日),浙江大学法学院藏龙泉司法档案,档案号:M003-01-00868。
- (3)参见《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季观周等为执行异议事民事诉状》(1933年12月18日),浙江大学法学院藏龙泉司法档案,档案号:M003-01-00864。
- (4)在文书中,季贤僖认为,季忠闫是代理族长,只要他发话,则没人不听。所以,执行困难本质上还是因为季忠闫并没有配合、没有完善履行《和解笔录》所致。参见《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廿三日季良文为和解失效请求勒令执行事声请书》(1933年12月23日),浙江大学法学院藏龙泉司法档案,档案号:M003-01-00868。
- (5)参见《民国二十三年二月三日言词辩论笔录》(1934年2月3日),浙江大学法学院藏龙泉司法档案,档案号:M003-01-00864。
- (6)参见《民国二十三年二月三日龙泉县法院执行处讯令》(1934年2月3日),浙江大学法学院藏龙泉司法档案,档案号:M003-01-00864。
- (1)季贤僖一方3月10日的申请,可以参见《民国二十三年三月十日季良文为声请执行和解笔录事声请书》(1934年3月10日),浙江大学法学院藏龙泉司法档案,档案号:M003-01-00868。其4月3日的申请,可以参见《民国二十三年四月三日季良文为声请执行和解笔录事声请书》(1934年4月3日),浙江大学法学院藏龙泉司法档案,档案号:M003-01-03473。
- (2)浙江省高等法院第一分院称,“和解成立于抗告人与季忠闫之间,季贤珍等并不受其拘束”,而抗告人“一再催请执行,殊非有理”,参见《浙江省高等法院第一分院民事裁定二十二年度抗字第四一号》,浙江大学法学院藏龙泉司法档案,档案号:M003-01-14148。最高法院的结论与其如出一辙,直接称季贤珍等人的阻止“未经再抗告人对之起诉,即不在和解笔录范围之内,当然不得径予执行”。
- (1)参见《民国十二年十一月廿三日卓炳光位抢收阻割情虚避讯事刑事诉状》,载包伟民、傅俊编:《龙泉司法档案选编·第二辑·一九一二—一九二七》,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036页。
- (2)参见尤陈俊:《法制变革年代的诉讼话语与知识变迁——从民国时期的诉讼指导用书切入》,载《政法论坛》2008年第3期。
- (1)See Pierre Bourdieu,La force du droit:??léments pour une sociologie du champ juridique,64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3(1986).
- (2)参见张心向:《论场域资本运作对刑事司法的影响——以布迪厄资本理论为分析视角》,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