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治与法治:通过音乐的法律研究Rule of Ritual and Rule of Law:The Study of Law through Music
傅文炯
摘要(Abstract)：
法律与音乐在文明演进中扮演着不同角色,都对国家治理和社会生活起到重要作用。二者看似处在截然不同的境地,实则内在关联早已有迹可循。不论在先秦时期的中国还是古希腊时期的欧洲,音乐不仅能在思想上教化人民,还可以依靠其内在规律和秩序规则实现治理国家的理想。音乐的调控和教化功能与法律治理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这个意义上,音乐就是法律的外显形式,或者说“音乐本身就是一种法”。
关键词(KeyWords)： 音律;军律;礼治;乐治;法治
基金项目(Foundation):
作者(Author): 傅文炯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参见舒国滢:《在法律的边缘》(第三版),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57—64页。
- (2)参见吕世伦主编:《法的真善美——法美学初探》,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50—551页。
- (3)参见董石、安丰明:《秩序与权利:对音乐历史与理性的法律思考》,载《学术探索》2004第6期。
- (4)参见王涛:《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与德国民法典——音乐与法律中的德意志精神》,载《比较法研究》2011年第3期。
- (5)参见刘星显:《当法律遇见艺术——法律与艺术跨学科研究的形成及发展趋向》,载《江西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
- (1)参见沈建华:《卜辞中的“听”与“律”》,载《东岳论丛》2005年第3期。
- (2)“律”之“聿”与“筆”为一字,竹旁表示使用竹管,认为用竹管挂毫书为聿,用竹管侯气定声为律。杨利君:《“改法为律”:从音律到法律的关联性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2020年硕士学位论文,第5页。
- (3)参见陈寒非:《“律”义探源》,载《现代法学》2013年第3期。
- (4)有关军法、军纪的卜辞。参见刘钊:《卜辞“师惟律用”新解》,载张永山主编:《胡厚宣先生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142页。
- (5)参见杨利君:《“改法为律”:从音律到法律的关联性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2020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5—27页。
- (6)“夫战,太师吹律,合商则战胜,军事张强;角则军扰多变,失士心;宫则军和,主卒同心;徵则将急数怒,军士劳;羽则兵弱少威焉。”[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卷二十五《律书》第三。[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1年版。
- (7)《周礼·夏官·大司马》:“若师有功,则左执律,右秉钺,以先恺乐献于社。”此处“律”指乐管,指挥战争的乐器。参见[清]孙怡让:《周礼正义》卷四十五,王文锦、陈玉霞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354页。
- (1)参见杨利君:《“改法为律”:从音律到法律的关联性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2020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3—29页。
- (2)参见杨利君:《“改法为律”:从音律到法律的关联性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2020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9—30页。
- (3)[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第七十。[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11年版。
- (4)参见王银宏:《“兵刑合一”:中国古代“大一统”观念的国家主义表达》,载《社会科学》2022年第8期。
- (5)“武统”指通过军事武力实现统一,与“文统”相对应。王银宏:《“兵刑合一”:中国古代“大一统”观念的国家主义表达》,载《社会科学》2022年第8期。
- (1)《十面埋伏》是根据公元前202年,楚汉两军在垓下决战时,以刘邦为首的汉军用“十面埋伏”的阵法击败楚军这一历史事实集中概括写成的。该曲采用我国传统戏曲及章回小说写实的手法,按故事情节发展构成。全曲就标题归为三大部分:汉军大战前的准备,楚汉两军决一死战、生死搏杀的激烈场面,项王战败、乌江自刎的悲壮场景。乐曲运用琵琶特有的演奏技巧模拟战争场面的音响效果,用形象生动的音乐语言刻画了战争紧张、激烈的图景。
- (2)《史记·律书》:“武王伐纣,吹律听声,推孟春以致于季冬,杀气相并,而音尚宫。同声相丛,物之自然,何足怪哉?”
- (3)参见黎国韬:《师出以律补解》,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 (4)《荀子·议兵》:“闻鼓声而进,闻金声而退。”
- (1)乐谱版本:沈浩初传谱,林石城整理《十面埋伏》,载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部编:《琵琶曲谱(四)》,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年版,第385—392页。
- (1)参见杨利君:《“改法为律”:从音律到法律的关联性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2020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7页。
- (1)那时候,雅典人的音乐包括不同的种类和形式。一种歌曲是向神祈祷,叫作“圣歌”;另一种特殊歌曲,你们可以叫它“哀歌”。赞美阿波罗的圣歌构成第三类,还有第四类,乃是庆祝狄奥尼索斯诞生的“赞歌”。还存在过另一种歌曲,他们把这种歌曲单独列为一类,他们给它的名字就是我们现在常常挂在嘴上的“法律”(nomos)。[古希腊]柏拉图:《法律篇》,张智仁、何勤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3页。
- (2)参见高志民:《论古希腊音乐哲学的“和谐”观》,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 (1)参见曾遂今:《音乐社会学》,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61页。
- (2)参见戴念祖:《“天体音乐”概念的起源与发展》,载《中国音乐学》2012年第4期。
- (1)参见曾遂今:《音乐社会学》,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57页。
- (2)参见[古罗马]波伊蒂乌:《音乐的原理》(De institutione musica),中世纪纸质手稿约1490年。
- (3)参见[美]唐纳德·杰·格劳特、[美]克劳德·帕利斯卡:《西方音乐史(第六版)》,余志刚译,人民音乐出版社2010年版,第25页。
- (4)参见舒国滢:《在法律的边缘》(第三版),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59页。
- (1)达蒙,公元前5世纪音乐家,曾担任雅典执政官伯里克利、哲学家柏拉图的老师,他著有《论诗的音律》等作品,现已失传。
- (2)[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第四卷》,张莎、刘雪斐、苏焕译,中国纺织出版社2020年版,第109页。
- (1)具体请参考王柯平:《论古希腊诗与乐的融合——兼论柏拉图的乐教思想》,载《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5期。
- (1)参见俞金弟:《柏拉图乐教思想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2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7—41页。
- (2)曾雪灵:《论柏拉图的音乐思想——从历史与比较的角度入手》,清华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8页。
- (3)王柯平:《论古希腊诗与乐的融合——兼论柏拉图的乐教思想》,载《外国文学研究》2003第5期。
- (1)参见孙星群:《先秦与古希腊音乐思想思维之异同》,载《人民音乐》2011年第12期。
- (2)参见薛艺兵:《论礼乐文化》,载《文艺研究》1997年第2期。
- (3)[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卷一》,清嘉庆兰陵孙氏刻平津馆丛书本。
- (4)参见薛艺兵:《论礼乐文化》,载《文艺研究》1997年第2期。
- (1)县通“悬”,即悬挂之意。
- (2)“八八六十四人,六六三十六人,四四十六人,二二四人。”此说认为“舞势宜方”,故行变列亦变,另有“佾”不变之说,即天子、诸侯、大夫、士分别为八八六十四人、六八四十八人、四八三十二人、二八一十六人。亦可通。参见[战国]左丘明:《左传(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22页。
- (3)参见黄敬刚:《从曾侯乙编钟看古代曲悬与轩悬制度》,载《黄钟(中国·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 (1)资料来源:曾侯乙编钟-湖北省博物馆(hbww.org.cn)
- (2)参见李方元:《周代宫廷雅乐面貌及其特征》,载《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 (1)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礼乐官僚机构——“大司乐”,有证可考的乐工共1463人,规模庞大、各司其职。职责涵盖对音乐进行创作、收集、编辑、审查,掌管音乐表演、音乐教育及音乐行政事务,对音乐活动加以监督管理,确保礼乐制度有效运转。《周礼·春官》云:“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参见[先秦]佚名:《周礼》,钱玄、钱兴奇、王华宝等注译,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206页。
- (2)《周礼·春官·大司乐》:“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乃奏大簇,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吕,舞大韶,以祀四望。乃奏蕤宾,歌函锺,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则,歌小吕,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无射,歌夹钟,舞大武,以享先祖。”
- (3)参见陈戍国、陈雄:《从“周因殷礼”到“周文郁郁”——西周宗法礼乐制度的建构》,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 (4)“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上》)是西周“礼治”的基本特征。“礼不下庶人”主要指礼赋予各级贵族的权力,特别是世袭特权,平民和奴隶一律不得享受。
- (5)《墨子·公孟篇》:“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
- (1)参见刘素华:《<仪礼>“燕礼”用乐考》,山西师范大学2023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8—40页。
- (2)《仪礼·乡饮酒礼》中郑玄注:“《鹿鸣》,君与臣下及四方之宾燕讲道修政之乐歌也,此采其己有旨酒,以召嘉宾。嘉宾既来,示我以善道。又乐嘉宾有[孔昭]之明德,可则效也。”[唐]贾公彦疏:《仪礼注疏(上)》,[汉]郑玄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第224页。
- (3)参见冯茂民:《<鹿鸣>与周代礼乐制度》,山西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9—21页。
- (4)资料来源:[宋]朱熹:《仪礼经传通解》,载《四库全书·经部》,清乾隆四十四年文溯阁抄本。
- (1)资料来源:[元]熊朋来:《瑟谱》,载《四库全书·经部》,清乾隆四十四年文溯阁抄本。
- (1)资料来源:[清]袁嘉谷:《诗经古谱》,清光绪三十四年学部图书局石印本。
- (1)[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9页。
- (2)舒国滢:《在法律的边缘》(第三版),中国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60页。
- (3)参见张国华:《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2页。
- (4)[春秋]孔子:《论语》,《中国书籍博学馆》编委会编,中国书籍出版社2014年第6版,第244页。
- (1)[春秋]孔子:《论语》,《中国书籍博学馆》编委会编,中国书籍出版社2014年第6版,第187页。
- (2)参见薛艺兵:《论礼乐文化》,载《文艺研究》1997年第2期。
- (3)“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西汉]戴圣:《礼记·乐记》,[东汉]郑玄注,[唐]陆德明音义,清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本。
- (4)“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平之,刑以齐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西汉]戴圣:《礼记·乐记》,[东汉]郑玄注,[唐]陆德明音义,清乾隆四十八年武英殿本。
- (2)《管子·地员篇》:“凡听徵,如负猪豕,觉而骇;凡听羽,如鸣马在野;凡听宫,如牛鸣窌中;凡听商,如离群羊;凡听角,如雉登木以鸣,音疾以清。凡将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开以合九九,以是生黄钟小素之首,以成宫。三分而益之以一,为百有八,为徵。不无有三分而去其乘,适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复于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去其乘,适足,以是成角。”
- (1)参见马钦忠:《古希腊与先秦如何看待音乐与数的关系》,载《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1993年第1—2期。
- (2)[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明吴兴凌稚隆刻本。
- (3)参见罗天全:《试论管子“三分损益法”》,载《管子学刊》1995年第2期。
- (4)“在音律领域,若是把一个倍频程范围之内的声音频率做十二等分,即分作所谓‘半音’,依照这样的音阶来演奏乐器或是歌唱乐曲,对于世界上所有人来说,都显得最为悦耳动听。古人就把这十二个‘半音’构成的音阶称作‘十二音律’。”辛德勇:《天历探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版,第56页。
- (5)参见辛德勇:《天历探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4年版,第56页。
- (1)参见余凌云:《中国宪法史上的国歌》,载《中国法律评论》2015年第1期。
- (2)“法律和音乐之间绝大多数为人所知的交叉之处也许都在解释领域。”Daniel J.Kornstein,Introductory Remarks:Panel on Politics,20 Cardozo Law Review 1331(1999).
- (3)美国现实主义立场法律学家杰罗姆·弗兰克(Jerome Frank):“立法者就像作曲家。他们无法自己解释自己,只能把解释交给他人。”转引自左亦鲁:《原旨主义与本真运动——宪法与古典音乐的解释》,载《读书》2017年第8期。
- (4)参见王涛:《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与德国民法典——音乐与法律中的德意志精神》,载《比较法研究》2011年第3期;刘星显:《法律与音乐视域下的原意论批判》,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7年第5期。
- (1)参见侯猛:《第一讲法律思维》,载南方周末编著:《如何用法律视角看待世界:南方周末法律通识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4年版,第82页。
- (2)参见何勤华:《关于大陆法系研究的几个问题》,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 (3)参见陈鸿铎主编:《曲式与作品分析新编》,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3页。
- (1)参见陈鸿铎主编:《曲式与作品分析新编》,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5页。
- (2)参见陈鸿铎主编:《曲式与作品分析新编》,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5页。
- (1)所谓“判例法”,是一种适用法律的方法和制度。其实际的含义是:对于本院和上级法院前已生效的判决所处理过的问题,如果再遇到与其相同或相似的案件,在没有新的情况和提不出更充分的理由时,就不得作出与过去的判决相反或不一致的判决。崔敏:《“判例法”是完备法制的重要途径》,载《法学》1988年第8期。
- (2)参见许中缘:《论普通法系国家法典的编纂》,载《比较法研究》2006年第5期。
- (3)参见伍聪、苗茂林:《音乐作品曲式分析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3页。
- (1)参见张文显主编:《法理学》(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7页。